韩国的儒教册版(Confucian Printing Woodblocks in Korea)是朝鲜时代(1392~1910)的学者们为了印刷、发行书籍而制作的印刷板。这批木刻板属于718部书籍和文献,总计64226块,这些木刻板的收藏者为305个家族和儒教研究机构,现存于韩国国学振兴院。

儒教册版是跨越时空,后学通过书籍探索和传承先学思想的“文本通信(text communication)”的原型。收录内容涉及不同时代的文学、政治、经济、哲学、人际关系等各种领域。其共同特征在于涵盖范围虽广,却都带有实现儒教人伦共同体的主题。

这种由家族-学脉-书院-地域社会形成的网络,通过知识分子集团的公论来决定需印刷的书籍内容和随后的出版过程。从制作过程到费用全部自主分担的“共同体出版”方式是极其罕见的特殊出版方式。该网络的成员之间直至20世纪中期仍保持着师徒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了500多年,形成了“集团知性”。

儒教册版作为永久性保存的永久性学问的象征,为保障书籍的顺畅供应,制作成册版(codex)的形式印刷,它们不仅在古代发挥了批量印刷、有效传播的作用,即便在今天仍可继续投入使用,保存状态良好。

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固有性、不可替代性

儒教册版本来的目的是印刷书籍无疑,但其功能远不止于单纯的印刷媒介。换言之,儒教册版被视为先贤留下的学问的象征,由后代学者代代相传。

公论

儒教册版全部通过“公论”的方式制作而成。所谓“公论”是指由主导当代舆论的地域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推出的舆论。由此可见,从书籍本身到具体内容,凡是违背公论的内容都被限制出版。根据这种公论制作而成的册版为子孙后代小心保存,而子孙后代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出版该内容。这是只见于朝鲜记录文化的极为重要且独特的特征。

“共同体出版”网络

通过册版印刷的书籍在地域共同体的主导下刊行。公论的主导者们组成了由家族、学脉、书院、地域社会的主要人物相连的网络。他们掌管整个过程,包括制定儒教册版的雕刻计划、选择雕刻内容、监督雕刻过程和完成过程、印刷书籍乃至发行。制作儒教册版需要花费庞大的费用,这笔费用并非是某一个人或家族所能独自承担的金额。这笔费用同样由网络成员分担。儒教册版的主题自始至终都是实现儒教共同体社会,而儒教册版采用的同样是共同体出版的方式。这种文化在世界史上极为罕见。

集团知性

儒教册版的学问意义在于持续500多年的“集团知性(collective learning)”。生活中不同年代的不同作者出版自己的学问成果,这些学问成果以册版的形式由他们的弟子代代相传。弟子们并非盲目地采纳先师的学问成果,而是通过当代的讨论和批判将其内容反映在内并加以传承,这些内容也都收录在册版之中。通过这些过程,收录在儒教册版的“建设人伦共同体”的主题随着时代发展而得到具体化。学者们欲通过儒教册版实现的价值与世界历史追求的人类普遍价值一脉相通。

载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录遗产的儒教册版是可以印刷每个书籍的唯一板木。与活字本不同,是直接在板木上刻印的木刻版。所有木刻板都为孤本,后世再未复刻,是绝对不可替代的遗产。这些木刻板在原作者家族代代相传,少则60年,多则550年,有序传承确保了文物的真实性。可以说一旦受损,将永远失去持续550多年的集团知性传统。